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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時候,我曾去廣播電臺兼職,無論如何表現都會受到門衛的刁難。每次填寫登記表非常憋屈,我必須想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我發現有個女生從來不填寫登記表,每次都是點點頭就進去了。我向她請教,她開心而坦然地傾囊相授:“要跟他打招呼啊!比如說看見他在吃包子,我會說‘老師傅好香’,他會很開心的!”但事實上她很少打招呼。而我努力打招呼的結果被證明仍舊是徒勞的。后來,我去稅務局辦事,驚訝地發現門衛從眾多陌生人中點出我,讓我填寫登記表。
當然,看官會聯想到,筆者的長相可能有些窮兇極惡。我也曾長久地凝視鏡中的自己,卻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鏡中的我,先不談俊或丑,但可以說并不兇惡。說有些和善也不為過。
但是,一個人的自我是由他人的話語建構起來的。有一次我坐長途客車離開武漢,大巴在傅家坡附近被截停了,車的前后左右都站著人。來人以犀利目光快速掃視全車乘客,其中一個直接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我,讓我拿出身份證。我有意緩慢地照做了。他一只手拿著身份證,對照我的臉,看了三次,還給了我。整個行動的重點在于,他們只看了我一個人的身份證。在繼續開動的大巴中,我明白了:一個與我長相類似的人,恐怕是犯下了重罪。我在大腦中微弱地形成一個觀點:無論一個人做出了怎樣傷天害理的事情,都跟他的長相沒有關系。大巴啟動了,不知為什么,我不敢在全車乘客的目光中側過頭在玻璃窗中觀察自己。
我在昆明工作過兩年。記得下飛機不久,我就去買手機卡。小店里的姑娘微笑著拒絕了我的100元。姑娘年紀不大,但有一雙已經看穿一切的眼睛。我轉身就走,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婦女從陰暗處站出來叫住了我,看樣子還愿意多給我一個機會。她用質樸善良的聲音說:“小伙子,你說說你的錢是哪里來的?”我的錢是剛剛從柜員機來的,但我不想說這個。我知道,中年婦女更想通過我的言談舉止來判斷錢的來歷是否正當。我非常清楚,我的言談舉止不可能通過她的那雙渾濁的慧眼。
離開昆明之前,朋友老張告訴我,領導老胡對他說,原來老曾說的話都是真的啊。老張說,他一直說真話啊。老胡說,他們單位的人沒什么人相信他的話。我非常感謝他。但我也明白,別人不相信我,可能在我開口之前就木已成舟了。但其實我也在反向審視他們。不相信我的人看我的時候,在眼神、表情上有一種難以言傳的猶疑、彷徨。我能很容易辨認出來。
這種精心培養的能力結果在廣州被證明無效。我逐漸發現,廣州人都相信我!經常有人談到廣州的包容,其實就是對可疑長相(姑且這么說吧)不作有罪推定。這一刻我釋然了,并非我的長相有什么問題,而是某些蔓延泛濫的疑心病選中了我。
后來,我的長相有了另外的特點:我是一個令人放心的傾聽者。在元宵節的天壇公園,一個北京中年婦女推心置腹地向我抱怨這些天公園管理措施的不到位。在護國寺小吃,一個“老炮兒”低聲評論前面的“臭外地”,我一聲不吭,汗都下來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變得越來越可信了。每次乘機,工作人員大多會建議我選擇應急出口座位。按照航空公司的規定,他們一般會把這排位置安排給那些身強力壯的人,老弱病殘孕幼、醉酒、行動不便等特殊旅客不會被安排在這個位置。在執行的過程中,他們會進行目視評估和口頭評估,看乘客是否“兼具體力和靈活性,視力聽力、口頭傳達能力如何”。我的感覺是,他們嚴格挑選的是有理性及可信之人。
我很欣慰自己的長相所經歷的這一切,我不抱怨,我本人對此完全沒有作任何努力。
（曾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