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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紅麗幾年前,有一篇文章,寫到居所前后草叢中油蛉叫聲吵得人無法入眠,用了“車馬喧喧”形容小蟲子們層出不窮的吵鬧。收到樣刊后,編輯改為“車馬喧囂”。我在微博略略表達了一點失望之情,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一位教授留言說,可以這樣改,兩個詞無差別。作為一名起碼通曉兩國語言的大學老師,竟然看不出“車馬喧喧”與“車馬喧囂”之間的微妙?這樣的文學審美,簡直零分。這位教授平素也涉足翻譯一些文學類作品,僅此對于語言的遲鈍,譯出的作品,難免平庸。另一次,也是拿到某雜志樣刊,通篇讀下來,幾欲暴跳如雷。五六千文章,改動十余處。文章排版前,該編輯便頻頻電話來,甚至連一句“穿堂風來來回回”也要被她指謬一番,說是字典里沒有這樣的例句之類的解釋。我耐著性子啟發她,這樣的寫法是一種擬人。一直活在自己繭房中的她渾然不懂,繼續非議……頗為無奈的我,直想撤稿。無奈,狠狠心道,你隨便改吧。這樣的文學編輯,真不合格,除了四年大學課程,平素怕也不讀書。可哀。另一次,在外地。與一位雜志主編共餐之際,隨便聊了點關于“文體”的事情……末了,主編先生笑瞇瞇道:有些小說作者,根本連語言關還沒過掉,也跟著一起輕視散文……國內有個現象方興未艾,無論官方,抑或民間,同聲共氣輕視散文,大力推舉小說。過多的小說作者,著重“講故事”,作品中無從“語言”。什么是語言?“言”與“意”之間的張力。以當代舉例,遲子建、林白、呂新、畢飛宇、李佩甫、葉彌、魏微、王祥夫……他們的小說,遍布“語言”,處處彌漫詩性。最極端的例子,陳春成《竹峰寺》里的語言碎鉆一般熠熠生輝,甚或壓住了情節的風頭——在《竹峰寺》面前,情節仿佛不再重要。近日,有一部長篇頗受評論界青睞,頻頻出現于媒體榜單。去資料室借書,正好新進一本入庫,蹲書架前,讀幾行,進入不了。過一陣,再去借書,那部長篇仍在,虛心抽出,繼續讀,依然進入不了。有一陣,翻這位青年才俊的中短篇小說集,也是進入不了。普通讀者的要求大約低得多,讀小說,想必讀故事?但,從事創作的人可能出于慣性,優秀小說并非故事匯,語言還是第一要義。有時外出,宴會前夕,為了紓解彼此陌生感,試著請教左右近鄰一二:二十世紀以來,欣賞過國內哪些作家?這些評論家們、小說家們、大學教授們,自會“列陣”一串。若是不曾聽聞魯迅、張愛玲、蕭紅、沈從文、汪曾祺、孫犁……的名字,瞬間失去繼續聊天興趣。但凡聽見這些星辰中的幾顆,像是觸動水龍頭開關,我將繼續汩汩嘩嘩下去……《呼蘭河傳》簡直風中自然生長出來的,不見雕琢;魯迅又是另一番氣象,淡冷交迭,熱烈的火山下遍布堅冰,極好繼承著古文言的張力,讀他書信、日記,如讀魏碑;汪曾祺早年小說語言頗多文藝腔。到了晚年,突然涅槃,歸于從容簡淡。1946年的《雞鴨名家》,卻是例外的好,可作為早期名篇……合伙創作的命題作文《沙家浜》,但凡是他執筆的段落,好得出挑……有一年,我們橙周刊出刊期適逢二月十四日,正好做一期情詩專輯。有一位詩人朋友熱心撰稿之余,額外幫忙約來另一位翻譯家翻譯的一組勃萊。看完這組冒著熱氣的譯詩,極為失望。不僅未刊用,甚至吐槽朋友,這樣的譯筆太差了。朋友耿耿于懷,甚久。事后想,我這人何等愚極,即便刊發出來,誰又能看得出高下?去年,讀新翻過來的村上春樹一部隨筆,一邊讀,一邊忍不住幫譯者修改病句。一本書譯完,何以不能從頭至尾通讀一遍?我交一部十余萬字書稿之前,起碼要修改兩三遍的啊。即使一篇千字文完成后,也要一遍遍輕聲念出聲,不通之處,極易發現。希梅內斯的《小銀與我》,市面上存在四五個譯本,對照著讀,譯筆高下自現,可以從中學習到一點東西。若我是一名中學教師,為孩子們教授文學鑒賞課,會第一時間買兩本不同版本的《銀茶匙》,一個譯本為黃了湛,另一譯本則是臺灣一位留學日本的學者的。讓孩子們在對比中閱讀,慢慢懂得——什么是好的語言。池莉一本隨筆中,談及女兒大學畢業前夕譯過一本美國童話,其中有一首勃朗寧夫人的情詩,譯筆精湛。我將這首詩與名家譯作逐句對比,不得不驚嘆,她女兒對于語言的敏感,確乎天生天長。這女孩的大學專業方向是政治經濟學,平素并未受過文學的專業訓練,但,與生俱來有著對于語言的極高審美。日本詩人中勘助的自傳體小說《銀茶匙》的中文譯者黃了湛,他的專業是國際貿易,但,一樣有著對于語言極高的審美度。一次,與《小說月報》韓新枝主編閑聊,聊到鼎鼎大名的賈平凹,我說他的散文成就在小說之上,一樣基于語言的判斷。他后期的城市題材小說語感,根本沒有找到,澀,隔,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