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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合肥市宣布為每個小區招聘一名大學畢業生，擔任小區“管家”，既滿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又助力合肥全市4000余個小區提升治理水平。從去年8月17日開始，合肥經開區芙蓉社區以會代訓，25名大學生社區管家正式任職上崗，開啟了人生“履職第一課”。本期皖曰，我們邀請合肥經開區一位大學生管家褚雨旋，講述她的管家生涯。
畢業了，要不要做“居委會大媽”？
“我媽讓我試一試”
實話實說，在成為（大學生）社區管家之前，我并不知道這是什么工作。
實際上，去年我看到（合肥社區）小管家招聘啟事的時候，已經在合肥一家幼兒教培機構實習了。當時，我即將從蚌埠的一所高校畢業，但疫情還沒結束，工作特別難找。光是面試我至少面試了二三十場。報名（大學生）社區管家的時候，只是我的一個選擇。
我們班同學聽說我考上了（管家），還跟我開玩笑:你要去做居委會大媽了嗎？我自己也糾結過。但我媽讓我去試試，我就去試試。
為什么要招聘“大學生社區管家”呢？當時，合肥計劃為每個小區招聘一名大學畢業生，擔任小區“管家”，既滿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又助力合肥全市4000余個小區提升治理水平。
筆試我是裸考的，感覺并不難。當時我打聽到報名人數和錄取人數的比例是一點幾，意味著我的競爭對手“不足”一個人。到了面試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是1:1的比例。只要別太掉鏈子就可以了。
但一進面試，我立刻感到自己差距很大。面試是非常正規的結構化面試，首先讓我列舉社區至少八項工作，當時我根本就沒概念，就沒列舉出來；第二個問題是問，一項工作，同事比你更擅長，但領導安排你去做，同事不高興，怎么處理這件事？第三個問題則是一道論述題：問什么叫“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
我感覺自己三道題都沒答好。
這份工作有難度嗎？
“從撿垃圾開始”
8月入職以后，我先是實習。主要工作在社區撿垃圾、檢查共享單車停放和在小區里擺放電瓶車。
那是去年最熱的8月份，每天六點鐘就要到崗，天不亮就要起床，被曬得黑了一圈。
在這之后，我又被分配到合肥經開區芙蓉社區齊云居委會，開始打流調電話，一天要打200多個。我的任務就是確認名單上的人是來自高風險、中風險還是低風險（區域），再分門別類地處置。
9月份，合肥經開區芙蓉社區試點在轄區部分小區成立小區治理專班，將“專班”搬進小區，通過推進小區“周周議、月月商、季季好商量”的“行走的協商議事”新模式，趟出一條基層治理的新路子。我又被分配到芙蓉社區玫瑰園片區社會治理臨時辦公室，開始處理小區的各類事務。
剛開始，疫情還不算太嚴重。我主要是和同事一起負責好幾個小區核酸檢測的對接工作。
社區工作，學問無處不在。就比如要做一個醫生和志愿者的排班表，“小區和小區不一樣，有的小區人少一點、輕松一點，伙食好一點，你就要盡量不能讓同一撥人老來最累的那幾個（核酸檢測）點。”
剛開始干（社區管家），我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眾口難調。小區里有個荷花池，有居民說荷葉腐爛會臭，要求清理；清理一半，又有居民投訴，說一旦清理，那種夏天荷花桿子倒映到水里的美景，就再也欣賞不到了。清了一半又停了下來。
其次，居委會(街道)、物業公司、業委會在社區各自存在的一種局面，在不同的小區，這三家在居民心中的存在感、價值又不盡相同。
我就特別心疼核酸檢測的醫生們，叔叔阿姨（核酸檢測醫生）很辛苦，11月份溫度很低，要反復用凝膠洗手，那風一吹很涼的。半天下來，我一看，手都凍腫了。
因為要穿“大白”，上廁所不方便。醫生一般在核酸檢測開始前去上個廁所，這就會耽誤幾分鐘。“很多居民就不同意。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你（醫生）要上廁所你就提前來上，不能占用我們排隊的時間。”
如果我們每天都提前半個小時，那是可以的。但有一天晚兩分鐘，那就不可以。
但是居民是可以“遲到”的。有一次，一個阿姨做核酸已經遲到十分鐘（距離截止時間），還要求醫生再等十分鐘，家人也要做。醫生不同意。第二天就接到投訴，居委會還得打電話給居民道歉。哎呀，當時我就覺得太難了。
大學生做管家有什么優勢？
“我的想法是建立規則”
后來，經歷的多了，好多事情我就想通了。我們專班的前輩就跟我說：好多事情你不理解，是因為你站在你的角度看這件事。但你如果站在居民的角度看，他們有很多情緒、很多壓力是你看不到的，你要跟他們站在一起做事情，就會順暢很多。
上周六，我組織的活動就是聯系合肥工業大學的學生們教小區里的孩子們做手工，群里的“寶媽”們就很開心。
我心里理想中社區，成員間是互相熟悉和信任的，社區的成員認為大家有相同的利益、身份和關注，就會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作出合適的決定。如果社區中有誰碰到困難，社區的其他人員就會去協助他，給予資源和照顧。
當然和現實差距很大。現在社區的居民不是熟人了，社區凝聚力不足。做一個（大學生）社區管家，最重要的是把人和人連接起來。
我大學是學人力資源的。我的想法是建立規則。比如核酸檢測排隊。在家上網課的學生要檢，上班族也要檢，大爺大媽也要檢，但是時間上有矛盾。大爺大媽排隊最積極，但學生和上班族時間最緊俏，這個矛盾在小區里就一定會以各種形式爆發出來。
我們后來就專門開辟了“學生通道”，讓孩子們做核酸檢測獨立出來。
但是，家長們又會抱怨：孩子們做得快，家長還得排隊，但是社區又不可能為家長再開辟一個“新通道”，其他人不會答應。
前輩們說，這就是社區工作的常態。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出現了。我們的工作就是盡量避免或者減少矛盾，把工作做細致，把事情想周全。
現在，我覺得我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跟居民們交流、聊天、理解他們焦慮的事、關注的事，再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我常常與樓棟長、“紅色小管家”行走小區，深入樓棟，聽訴求、講政策、解難題，加班是經常的。但我現在走在小區里，常常有人喊我：“小褚”或者“雨旋”。我回家跟我媽說：那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安徽商報融媒體記者 梁巍 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