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為首頁
加入收藏
聯系我們
【大家】
卅年翰墨愈精神
——我和我們心中的羅榮渠教授
作者：李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圖片由作者提供
學人小傳
羅榮渠，1927年出生，1996年去世，四川榮縣人。歷史學家。1945年考入西南聯大，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到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工作，1956年回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會長等。著有《現代化新論》《現代化新論續篇》《美洲史論》等，主要成果收于《羅榮渠文集》。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現代化研究”日益成為知識界關注的重點課題。近來，應數種學刊之約，我正在撰寫幾篇現代化相關文章，也閱讀了很多相關文獻，在此過程中，為我的恩師羅榮渠教授“生前事、身后名”留下些有紀念價值文字的沖動，在我的心里愈發強烈起來。4月4日，是他的祭日。
一
在成為羅榮渠教授世界史專業博士研究生之前，我在南開大學社會學系任教，講授西方社會學理論、文化人類學等課程。那時候，在《歷史研究》上拜讀了羅老師的文章《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兼論文化傳播問題》，我深為羅老師絲絲入扣的考證和大江大河般波瀾壯闊、氣象恢宏的文筆所折服。后經南開同學、當時已是羅老師博士研究生的嚴立賢介紹，我得以師從羅老師。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馬克垚教授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何芳川（筆者注：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歷史系教授）有次和我閑談時說，老羅是一飛三千公尺，我是一飛一千公尺，他是五百公尺。其實五百公尺是芳川的自謙之詞，他和老羅一樣是才華橫溢，也一樣是離世過早，令人痛惜。”（《學習羅榮渠同志的創新精神》）
雖然我至今依舊位居不入流學者之列，但作為一個喜歡讀書、思考與寫作的人，成為羅老師的學生，得到過這位“一飛三千公尺”的大師級學者的耳提面命，實在是“求仁得仁”。
二
羅老師去世數年后，我有一次翻閱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當讀到“一個學者，如果他不能自覺地相信，他靈魂的命運就取決于他在眼前這份草稿的這一段里所做的這個推斷是否正確，那么他便同學術無緣了。在科學領域中，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才會有‘人格’”這段話時，一種異樣的感觸使我淚流滿頰，我體會到韋伯所說的這種給科學賦予尊嚴和神圣意義、視學術為生命最高價值的學者，就是羅老師這樣的學者。
師母周穎如對羅老師有這樣的描述：“他經常為某個理論問題或一些復雜的史事論證，或為確切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苦苦思索，幾乎達到夜不成寐的地步。有時會在凌晨四五點鐘忽然起床寫下他晝夜思索，豁然領悟或解決的所得。”（《永遠的思念》）
記得1994年9月入學不久，羅老師就對我提起，他為撰寫《現代化新論》中的一段話，曾悉心推敲數月、經常夜不能寐。可惜自己當時道行不深，未能深入領悟個中滋味。
羅老師學術功底之深厚我屢有領教。1994年9月，為籌備當年11月由羅老師主持、在北大召開的“東亞現代化歷史經驗國際學術討論會”，羅門弟子紛紛承擔翻譯國外學者所提交論文的任務。我在翻譯日本學者小林多加士的論文《東亞：轉型現代化的新范式》時，發現有一個外來語很生僻，工具書上也查不到。羅老師不諳日文，可當我把問題上交給他時，他僅根據我翻譯的上下文即斷定這個詞為“調整理論”，并隨手搬出英文原版書數冊，詳細講述了這一誕生于法國的理論流派的來龍去脈和一些相關文獻。
聆聽了羅老師講授的幾次課后，我深受啟發，遂動筆寫了篇題為《關于“民富主導型”現代化模式的幾點思考》的文章，請羅老師指教，也兼有希望得到好評和賞識之意，但沒想卻招來了平生最為嚴厲的一次批評。
羅老師毫不客氣地稱我尚不具備寫這樣文章的積累，歷數我文中幾處不周密、不嚴謹、“難以立住腳的”提法，直言不諱地說我是他教過的學生中“膽子最大的一個”“簡直胡來”“這樣下去一定會跌跟頭的”。羅老師的痛斥，使我大汗淋漓，如遭當頭棒喝。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羅榮渠寫給在日本留學的李文的一封信。圖片由作者提供
羅老師對學生的關愛中有嚴厲的一面，嚴厲中也有關愛的一面。入學第二年，羅老師在一次課后滿面春風地把我叫了過去，說北大已選拔我為中日聯合培養博士生，可以到一橋大學留學一年，并很高興地說我在日本的指導老師是著名史學家安丸良夫教授，讓我馬上為他代草一封英文推薦信。這本來是件很平常的事，但羅老師反復指導我修改這封信，前后竟改了四次。
更讓我意外的是，從羅老師處拿回“定稿”打印寄出后，翌日清晨，我接到羅老師電話，他說：“夜里睡不著，想到那封推薦信中有一個詞還需要再斟酌一下。”得知信已發出，他才悻然作罷。我頓時領悟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真正意義。
我臨赴日前，到羅老師家告別，他叮嚀我虛心向安丸老師學習，并語重心長地說，一定要到處走走，盡量多找機會與日本同行廣泛交流，“否則，整天窩在圖書館，和不出國有什么兩樣？”
三
羅老師器量弘曠、清遠雅正，具有大家風范和宗師氣象。當時北大校園里盛傳“氣質風度數二羅”的說法。二羅者，一為羅豪才教授，一為羅榮渠教授。
羅先生出生于書香世家。父親羅文謨先生是知名書畫家、美術教育家，與張大千、徐悲鴻諸先生為丹青至交。羅老師本人也擅長寫詩填詞，尤其在書法方面有深厚功底和非凡造詣，曾任北大燕園書法學會會長。
圖片由作者提供
1994年深秋某日，我獨自在未名湖畔踱步，遇一氣度不凡長者，攀談中，方知對方為中文系鼎鼎有名的陳貽焮教授。當老先生得知我是羅榮渠教授的學生時，對羅老師學問人品連聲稱贊，對羅老師書法高度評價，認為字如其人，行云流水，揮灑自如，有大家氣象，堪稱學者型書法的典范。
我體會，羅老師在人格上的魅力，固然與他的家庭出身有關，但主要還是源自他具有高遠的境界、淵博的學識和深妙的覺悟。早在高中時期，他受梁啟超倡“少年中國”之影響，發起成立了一個學生社團，取北宋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說，命名為“四為學會”。成為一名史學家后，他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始終用批判的態度審視學術界對人類社會的已有觀察與解釋，以滿腔熱忱探究未知世界，聚焦中國與世界正在發生的蘊含深刻意義的變動及發展趨勢，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魄力與勇氣創新求異，對“古今上下任翱翔”的境界心馳神往。
羅老師一心向學、淡泊名利，絕不曲學阿世，在大氣、英氣和才氣之外，兼有一身正氣。身為北大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他在研究生培養、科研成果評獎、職稱評定和博士生導師遴選等工作中胸懷坦蕩，始終堅持以學術成果為唯一衡量標準，有時甚至不惜力排眾議。他這種“對人無成見，對事有是非”的為人，幾近有口皆碑。
援引一證——馬克垚老師對羅老師的評價：“他在北大歷史系工作40年，一貫開誠布公，有話就說，不講情面。雖然有時讓人感到咄咄逼人，但他確是從學術出發，從公出發，胸中并無半點芥蒂。他把學術看得很重，對自己嚴格要求。對他人、對學生，也是如此。”
四
羅老師在史學理論、美洲史與美國歷史研究等領域都卓有建樹，但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為《現代化新論》（199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問世，使羅老師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現代化研究的開拓者和中國現代化理論研究的奠基人。
羅老師去世后，他的未竟事業在他的生前好友、同事、學生和許多學界同道那里得以接續。在周穎如師母的協助下，羅老師的兩位高足北京大學歷史系林被甸教授、董正華教授不遺余力地搜集1993年《現代化新論》出版后羅老師發表的有關現代化的文章，以及書案上、電腦中所存余稿，按內容分專題加以編排，在羅老師逝世一周年之際，《現代化新論續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經林被甸、周穎如等組成的編委會編輯整理，商務印書館2006年出版了《羅榮渠文集》。該文集共五卷，分別是《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美洲史論（增訂本）》《史學求索》《北大歲月》《美國歷史通論》，集羅老師研究成果之大成。
《北大歲月》收錄了羅老師1945年到1946年在西南聯大和1947年到1949年在紅樓北大求學期間的日記，以及1958年到1996年在燕園北大教書期間的書信、詩詞。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對我說，“（這本書）真實地記錄了抗日戰爭以來北京大學不同階段的歷史，十分珍貴、十分難得。”
羅榮渠（中）主持小型研討課。圖片由作者提供
據《北大歲月》，1945年羅老師從成都樹德中學考入昆明西南聯大，次年復校北上，轉入北大史學系，大學四年、滇京兩地，羅老師在日記中記載了他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到父親好友朱光潛先生家拜訪和討教，選修裴文中、唐蘭、潘光旦、金岳霖、張奚若等著名學者的課程并對其中個別學者觀點提出疑問等事，一個動蕩年代熱血青年的形象躍然紙上。
1949年從北大畢業，羅先生被分派到中蘇友協總會工作。1956年，在“向科學進軍”的號角聲中他回到北京大學任教，走上一條既迭遇挫折，又不斷締造輝煌的治學之路。
說到輝煌，20世紀60年代初，北大歷史系在我國高校率先創設拉丁美洲史專業，羅老師臨陣受命，充分發揮諳熟英語、俄語之優勢，加上自學的西班牙語，廣獵窮搜，于1962年夏推出中國高校拉美史教學的第一課，成為公認的中國拉丁美洲史學科創始人。
使羅老師“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則是他敢于顛覆在我國學界幾乎成為定論的“中國人發現美洲說”。之前，章太炎、朱謙之、鄧拓等人都認為是中國人發現了美洲。1962年，時值哥倫布發現美洲350周年，“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說”被舊話重提。青年講師羅榮渠在北大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做專題學術報告，通過對《梁書》等有關扶桑國史料的廣博考證，從相反方面立論，同學界權威進行了一場以寡敵眾的“美洲發現論戰”。羅老師的會議發言《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被《北京大學學報》刊載，在燕園引起轟動。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人最先發現美洲問題的爭論又成為熱點時，羅老師再次揮筆寫就《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兼論文化傳播問題》一文，無可辯駁地論證了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之種種不可能，成為史學研究的佳作名篇，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曾7次寫信表示支持和贊揚。
羅老師還是一位“給點陽光就燦爛”的學者。1974年年末，北大接到了一個突擊性任務：應即將到訪的特立尼達多巴哥總理威廉斯的請求，盡快整理出一份關于19世紀美洲華工的材料。因當時學界找不到能擔此重任的人，軍宣隊只好把挨整中羅老師臨時“解放”出來。羅老師“沾外國人的光，撈到一點讀書的時間”“上窮碧落下黃泉”，尤其是在北京圖書館找到塵封已久的《古巴華工口供手冊》等原始資料，在圓滿完成任務的同時，也為“文革”結束后接連在《人民日報》《世界歷史》等報刊發表相關文章打下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羅老師也“老樹春深更著花”，巨大的學術能量如火山一樣噴發。成為中國現代化研究的開拓者和創始者，則是他學術生命達到巔峰重要標志。
五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寫道：“評判每一代人時，要看他們是否正視了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
中國成功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本身蘊涵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包含大量等待學界探索與發現的原理。
20世紀80年代初，羅老師已經著手撰寫《美國的歷史與文明》，但現代化大潮的涌起，讓他改變了主意。他意識到，實現現代化是中國人民的百年夢想，是當前關系國家盛衰存亡的大事，實現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不能沒有中國特色現代化理論，“歷史學家必須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作為一個有世界眼光和歷史眼光的學者，羅老師毅然決然轉向現代化研究，全力以赴探索和總結中國現代化的新經驗，創建新的理論和學說。
羅老師用他旺盛的學術生命與杰出的學術貢獻，展示了大變革時代一個學者應有的地位與角色、使命與擔當。
他深知，新的時代呼喚新的學術，新的學術需要新的發現。但同時他也很清楚，“在中國社會科學的崎嶇道路上，邁出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步子也是很不容易的，何況是在一個新的領域中進行探索”。但羅老師以憂國憂民的博大胸襟，知難而進，“敢為天下先”，篳路藍縷，在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進入深刻歷史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率先提出建立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和中國人的現代化理論，在世界范圍內開創了現代化研究的新紀元。
林被甸教授是羅老師帶的第一個研究生，親炙羅老師多年。他將羅老師現代化研究的主要貢獻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提出了以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中軸的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二是運用一元多線發展觀，對全球現代化的總趨勢，對世界現代化的不同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特別是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進行了新的探索。三是顯示出開展現代化研究對于歷史研究本身的重要意義，通過現代化研究建立了歷史研究新范式。
“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是羅老師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時代化研究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是生產力的變革，是為“一元”；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發展模式千差萬別，是為“多線”。“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顛覆了“單線發展論”，即認為人類社會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演進過程中，莫不沿襲同樣的路線、復制同一個模式，所謂“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條，正確的生活方式只有一個，真正的價值結構只有一個”，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以斯大林主義為代表的蘇聯現代化模式的合理性限定在特定地域的特定歷史時期，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初步形成了建立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中國學派的基本架構”。
“一元多線”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學術資源與智力支撐，表現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鄧小平創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主張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堅持走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認可和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樣性，認為適合自己國家的模式、制度和價值不一定同樣適合世界其他國家。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正如一棵大樹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樹葉一樣，天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
羅老師用他的學術生涯證明了一條樸素的道理：一個真正的學者，應以“居天下之正位”為起始，以有貢獻于民族復興為己任，以獨立思考為根本，以堅忍不拔為遵循，以開拓進取、獨樹旗幟為美德與才干的唯一證明。只有這樣學者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成果，且這種的成果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益彰顯其價值與意義。
羅老師的女兒羅曉在《懷念我的父親》一文中寫道：“父親的治學態度一向嚴謹，對每個新的立論都要旁征博引、反復推敲。在學術問題上為堅持自己的觀點，即使得罪人也不肯敷衍。父親對新學科、新思想、新事物一向很敏感，且樂于學習和探討，大膽地借鑒，這是他能夠在學術觀點上推陳出新的一個重要原因。”
郝斌教授是羅老師生前好友，曾擔任過北京大學歷史系領導與北京大學校領導。他對羅老師為人的回憶最為動情，對羅老師為學的評價最為中肯。郝斌老師認為，羅老師的學術創新，在于開辟中國的現代化研究之路，從而也為北大歷史系走出了一條不同于既往的治史之路：“羅榮渠由史轉向理論的路子，在當時的歷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離開了傳統，人們私下議論起來，視其為‘海派’、說他‘趕時髦’的不少。君不見，自打此后，另一條不同于既往傳統、由史入論、注重理論創新的治學之道漸成氣候，進而穩定下來。”
六
郝斌老師還說：“時空的距離有助我們去觀察、認識人和事。今天想來，也許這些沉淀下來的東西，更能顯示羅榮渠的本真。”
黨的二十大報告講到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基本特征，即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在學習報告后，我又翻出羅老師《現代化新論續編》和《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重溫他寫于30年前的下述文字：
“中國的現代化將是持久的艱苦奮斗的過程”，“中國要開創自己的非傳統的現代化模式，它的核心思想是采取低度消耗資源和能源、適度消費的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出發點應建立在人口、耕地、資源、生態、環境、智力開發、社會相對平等七項基本因素的綜合配合之上”。
中國的現代化“應比任何國家都更加珍視知識、科學、教育”，“還必須建立改革時代的新價值觀和社會道德規范”；與此同時，“要堅決改變大折騰式的經濟運行模式和不斷反‘左’右傾的政治斗爭方式”，“全力避免每次社會性傾斜都沖擊科學與教育的局面”，并要“堅決抵制商品大潮下的拜金主義”（《續篇》第134-135頁，《新論（增訂本）》第525-526頁）。
在體會羅老師真知灼見強大歷史穿透力的同時，我不由自主地聯想起雅斯貝爾斯的一句話：“把歷史變為我們自己的，我們遂從歷史進入永恒。”
在羅老師生前身后，對《現代化新論》和羅老師現代理論建樹的書評與研究文章為數頗豐，我拜讀過其中相當一部分，多為有感而發、有的放矢的上乘佳作。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提出后，羅老師的學術思想在新生代學人那里得到傳承與光大，更有以羅老師現代化學說為專門研究對象的新作相繼問世。
例如，沈湘平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傳統文化根基》數次引用羅老師的有關論述，任潔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文明邏輯》一文中采納了羅老師“現代化有內源性現代化和外源性現代化之分”的觀點，唐愛軍在《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三重論域》一文中對羅老師的“一元多線”理論做了精準闡述與正確運用。新年伊始，我就有幸讀到清華大學任劍濤教授的大作《現代化研究的世界眼光：宏觀探究與理論啟示》。任劍濤在該文中指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現代化理論研究，“羅榮渠路徑”堪為代表，羅老師的研究“系統呈現了中國現代化理論研究的知識圖景”。前些時日，董正華教授的學生，即羅老師學生的學生，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所的宋培軍研究員把他的新作《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起源、學術體系與政治實踐》發給我學習。宋文從世界現代化時空坐標的角度定位中國現代化，在將羅老師在現代化理論方面的重要建樹用于為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框架體系提供學術支撐方面進行了有益嘗試。
七
幾十年來，我一直把羅老師的著作放在書架中舉手可及的位置，隨時翻閱，以期有新的啟發與收獲。而羅老師博大深邃的學術精神，更成為我終生能夠從中汲取動力與養分的源頭活水。
“豈有文章驚海內，但留清白在人間。”這一集句楹聯，是羅老師生前寫給郝斌老師的，上聯出自唐代詩人杜甫《賓至》“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下聯出自明代詩人于謙《石灰吟》“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
對于羅老師有無文章驚海內這一問題，歷史已經而且繼續在給出答案。這答案日趨明晰，在一些人的意料之中，也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之外。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