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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是重新蘇醒的北方土地上最早埋下種子的農作物。媽媽說:“你就是起土豆時出生的。天那個熱啊,太陽整天烤曬著我們的西廂房,你滿身痱子,沒日沒夜地哭……”哦,我就是土豆田的孩子呀。
我出生于通往盛夏的農歷五月,酷熱、饑餓、嚎啕漲紅了我的小臉。在鄉下,出生一個孩子,無非多結了一個土豆。農耕時代,的確需要古銅色脊背的青壯男子充當四梁八柱,支起低矮的祖屋;需要更大的力氣、更多的汗水與陽光、風雨交融、化合,奉送給家人四時果蔬與食糧。是那時的土地在選擇性別,絕非單純的傳統與陋習。
我們像滿地亂滾的土豆,隨意丟幾把種子,在剛剛解凍的土層里吞冰咽寒,瑟瑟發抖,如單衣試酒的蠻漢,長出來還是長不出來,長大點兒還是小點兒,光滑著小臉還是青春痘起伏如丘陵,隨你!媽媽把收獲土豆叫作“起”土豆。一個“起”字,聽不出絲毫喜悅,倒能聽出詞語背面的匆忙與自然,速戰速決。可以想象,媽媽迅疾而輕快地拍打著雙手,曲肘挎起碩大的柳條筐,大步邁向風中的院門——終于又干完了一個活兒。
媽媽傾斜著柳條筐,土豆滾滾而出。西屋坑坑包包的泥土地面與同樣凸凹不平的土豆,保持著各自的棱角,卻相安無事。于是,大大小小、丑俊各異的土豆,像鄉下人家的第二種主食,與東屋居住的人們分享著祖屋的兩間正房。誰家都不缺少,卻也沒人待見。是的!我們幾乎是在大人的疏忽中長大的——我們那一代人,都是!我們憨厚,皮實,自我教育、自我成長,多像土豆,與什么葷素菜品混合、搭配都可以,既能基本保持原味,又不會搶了誰的風頭。
那時,爸爸在鄉政府上班,也許十天八天才回家一趟。媽媽有無數的農活兒纏住雙手:近處園子里的茄子、辣椒,遠處自留地里的高粱、玉米,更遠處的水稻田、窯洞,一次次需要填滿的十幾口人的飯碗,還要對付此起彼伏的雞鴨豬鵝。零敲碎打的時光媽媽還要搖轆汲井水、壩埝溝坎處拾柴……我們皴裂的小手,能牽到媽媽衣襟的時候約等于無。我們根本不知道安徒生童話、珠腦速算、鋼琴和卡西歐手表,更不會小宇宙嗖嗖旋轉,滿臉憂患地追問:我到底是從垃圾箱撿來的,還是手機話費充值充來的?那時壓根沒有垃圾箱,更沒有手機。
能玩的幾乎沒有純粹的兒童游戲,如果不能從簡單的農活兒中找到樂趣,那就是自己討苦吃。我五六歲時就隨著大孩子去更遠的荒野挖野菜,回來喂豬——說是大孩子,其實只不過比我年長一二;再就是撿土地里遺落的小土豆。當生產隊的大土豆收完,在更深處挖、摳出來的零落的小土豆就可以歸個人了。每找出一個小土豆都令我興奮,對我而言,那無疑是一坨閃光的金子,被大孩子追攆、索要的“欺負”,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1976年發生了大地震,余震不斷,防范持續的時間相當長。為了安全起見,爸爸借了一輛吉普車送我和姐姐回鄉下暫避——那是我兩歲從祖屋出發奔向城市之后僅有的兩次回歸之一。離開多年,玩伴早已生疏,況且他們同樣被家長控制著,所有人只能以家庭為單位在小范圍內活動,而且萬萬不能在屋里過夜。白天,我們只能在院子里瘋跑,招招雞鴨,斗斗豬狗,還要不停重復日課:我們玩著玩著,說不定什么時候二姑或奶奶就會高喊:“地震了!”我們需要參照實戰的速度沖出家門或院門,直跑到口干舌燥、胸口發熱方才收住腳步。
傳言地震的風聲越來越緊,后來爺爺干脆在菜園子里支起了稻草房。說是稻草房,其實就是爺爺在準備越冬燒柴的高高的稻草垛上小心地掏了個洞,勉強容得下泰迪熊似的我們爬進爬出。而我懷中緊緊摟著四四方方的鋁皮飯盒,是那些驚恐、寒冷的暗夜中最大的安慰——鋁皮飯盒中,有奶奶給我們煮好的十幾個小土豆,每個只有拇指與食指指尖相抵圍起的圓圈那么大。雖然它們自身的溫熱早已被滴水成冰的凜冽冬寒吸盡,真正與牙齒相遇時它們已成為正宗的冰坨。但是,在那饑寒交迫與恐懼不安交織的艱難時刻,它們已然被小小的我們賦予了物質兼具精神的全新意義。每每想起成語“唇齒相依”,在我這里,已不僅表達唇與齒相依為命的意思了,還指涉我們與土豆的依存關系。
多年以后,在熙攘的鬧市中,當我看到新開張的飯店時,竟然像被看不見的魔法師定住了一般。我在人潮中愣怔著,任由凌空紛飛的撒花花瓣飄落在我的頭發上、臉上、衣襟上。那家飯店木刻的牌匾上赫然寫著三個字:小土豆。而高大門臉中進進出出的人們,瞬間為我復活了童年與鄉土的種種生動畫面。身著玫紅、靚藍碎花上衣,頭戴格子方巾的女孩們是不是曾經的玩伴?恍惚中,我獨自穿越,竟自淚光盈盈……
（宋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