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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大地上出土了數量眾多的青銅器，發現了諸多鑄銅遺跡，是早期中國多彩文明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為歷史斷代的研究提供重要線索，為青銅文明的進程填充華彩的證據鏈，為文化認同的闡述增添生動注解。
獸面紋銅尊、云雷紋大鐃、吳王光鑒、鑄客大鼎……在安徽各地的博物館內，青銅器往往榮登“鎮館之寶”的位置。夏商周時期，青銅器的生產與使用逐漸走向巔峰，成為中華文明代表性的物質遺存之一。江淮大地上出土的青銅器，是早期中國多彩文明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鞍山市博物館的部分館藏青銅器。（資料圖片）
青銅是紅銅、錫、鉛等金屬的合金，硬度高、熔點低。青銅在澆鑄時氣泡少，流動性好，可鑄出銳利的鋒刃及精細的花紋，適于制作堅實的兵器、工具及金光亮麗的容器。
青銅器有哪些種類？按用途可分為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及車馬器。作為國之重器，青銅器的豐富形制與精美紋飾也是研究當時社會的代表性文化符號。夏代是青銅器時代的初期，種類少，器型小，質地薄，紋飾不發達。商代的青銅器由成熟走向鼎盛，器型豐富，工藝精湛，紋飾繁麗。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加長，并出現新的器型。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也制造青銅器，形成了不同的風格特征。戰國時期進入了封建社會，青銅器擁有了更為強烈的生活氣息。青銅器的演變歷程，昭示著社會發展的脈絡、歷史前進的腳步。
肥西三官廟遺址，18件青銅器出土。這里成為全國一次性出土夏商之際青銅器數量最多的遺址，為研究“第一王朝”的歷史進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線索
去年12月30日，引江濟淮一期工程試通水通航。在此前的五年中，伴隨著建設工程的開展，文物部門對于引江濟淮工程安徽段沿線文物遺址進行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和搶救保護，為大眾揭開了更多的歷史之謎。三官廟遺址，正是其中之一。
三官廟遺址位于合肥市肥西縣桃花鎮順和社區西南900米處，一個高出周圍地表約5米、長滿茂密樹木的臺墩之上?？脊湃藛T發現，這個不起眼的小聚落，竟埋藏著非常重要的遺物和遺跡現象。在發掘初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還發現了保存較好的南北2處房屋遺址。通過陶器的器型與碳十四鑒定，專家們判斷三官廟是距今3500多年前的夏商之際聚落遺址。
在這個小遺址中，出土了一批青銅器，總共有18件。器型以兵器為主，包括有銅箭鏃、銅戈、銅戚、銅鉞等。也有一些類似于禮儀用器，比如：銅鈴、銅角形器，還有一些裝飾精美的銅器殘片。出土銅鈴的造型，和之前在肥西縣大墩子遺址出土的、現在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的一件銅鈴非常相似，也和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石舌銅鈴”非常接近。
專家認為，三官廟遺址發現18件夏商之際青銅器，成為全國一次性出土夏商之際青銅器數量最多的遺址，并可能是我國迄今發現包括鉞、戚、戈、鑿、鈴、牌的完整儀仗青銅禮器組合和“毀兵”習俗的最早案例。
這批青銅器的出土，讓這處規模不大的遺址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出土陶器和遺址的規模，不足以匹配這批青銅器；這批青銅器不但等級高，成分也比較復雜。這批青銅器的主人是誰，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
在研究過程中，有專家注意到“桀奔南巢”這個記載于史書中的一段歷史。在三官廟遺址發掘之前，也有學者將安徽江淮地區此類遺存，作為“桀奔南巢”的考古學探索對象。當然，目前尚不能在三官廟遺址和“桀奔南巢”的某個事件之間完全畫上等號，但三官廟遺址所在巢湖西岸的位置，與學術界大多數認為的“南巢”位置吻合；遺址陶器和測年反映的年代，與“桀奔南巢”歷史時代吻合。
從“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到“桀奔南巢”，歷史文獻均有記載。蚌埠禹會村、肥西三官廟夏代一頭一尾兩處遺址的重要發現，為之提供了考古學線索，業內認為，這對研究夏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格局有重要意義。
2020年4月6日，肥西三官廟遺址項目入圍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拂去歷史塵埃的三官廟，是一把打開未解之謎的“鑰匙”，向大眾展示了中華璀璨文明的“青銅伊始”。夏代以后，江淮大地出土的青銅器，越發以光彩奪目的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
臺家寺遺址發現了鑄銅遺跡，這是在商代都城遺址以外首次確認銅容器鑄造活動。一系列珍貴文物的出土，向世人展示著淮河流域燦爛的青銅文明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內，一件名為商代龍虎紋尊的文物，頗為引人關注。文物高50.5厘米，口徑44.9厘米，上部飾有三條曲身龍紋，龍首探出肩外。腹部以云雷紋為地，裝飾三組虎食人紋；圈足飾饕餮紋，透露著“獰厲之美”。這件珍貴文物，上世紀50年代在阜南縣被發現，同時期與它一起“驚艷”面世的還有一件饕餮紋尊，現藏于安徽博物院。它們是“青銅時代”的瑰寶和重器，來自臺家寺遺址。
臺家寺遺址，位于阜陽市阜南縣朱寨鎮三河村白莊自然村，是商代早中期淮河流域的高等級聚落。流經該遺址的潤河河道內曾出土兩批商代青銅器。這一處商代青銅文明中心，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逐漸揭開了神秘面紗。
2014至2017年間，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考古系組成了臺家寺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三年間，一共發掘了2500平方米，清理了一批商代的房址灰坑和墓葬，發現了完整的方形圍溝，大型建筑、鑄銅遺存和商代墓葬等重要的遺跡，也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遺物。
通過考證，專家推斷它的手工業中最為重要的是鑄銅手工業，在該遺址中發現了鑄銅遺跡和遺物，這是在商代都城遺址以外首次確認銅容器鑄造活動，也是這兩處都城遺址外發現陶范數量和鑄造器類最多的鑄銅遺存，填補了早商與晚商之間鑄銅手工業遺存的空白，對研究商代對金屬資源的控制與分配、鑄銅技術的控制與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臺家寺遺址的商代大型臺基建筑和上面的這些大型房址是比較典型的商文化建筑，是目前所知的淮河流域最高等級的商代建筑。專家認為，臺家寺遺址是安徽乃至南方地區商周考古的重要發現，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歷史價值。
3000年前，商人創造了淮河流域燦爛的青銅文明。2019年10月，臺家寺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遺址周邊是潤河河道，也是濕地公園，環境保護與文物保護相互融合，自然風光和人文歷史景觀交相輝映，是淮河人家的美好家園。
江淮大地多處青銅冶鑄遺存的發現，凸顯了夏商周時期安徽江淮地區作為“金道錫行”和南銅北進原料產地、通道和駐點的重要地位
青銅器的制作需要較高的技術水平、復雜的生產組織和多元的資源配置。夏商周時期，安徽江淮地區堪稱是一條青銅器生產與輸送的“戰略通道”。
合肥大雁墩遺址西周時期青銅冶煉遺存；廬江鳳形遺址西周晚期陶范、鼓風管、銅渣，廬江壩埂遺址春秋時期爐缸壁、陶范、石范，廬江丁家畈遺址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銅錠，以及銅陵師姑墩遺址二里頭三四期、安徽淮河流域多處商代青銅冶鑄遺存的發現，凸顯了夏商周時期安徽江淮地區作為“金道錫行”和南銅北進原料產地、通道和駐點的重要地位。
戰國時期，出土于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區的戰國晚期楚墓的大量青銅器，則更是體現了當時社會歷史環境的變化。
東周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割據。與此同時，列國青銅器數量激增。隨著青銅禮器制度的破壞，青銅器的使用更加廣泛，不僅限于王室和上層貴族，而是已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位于壽縣的蔡侯墓出土青銅器486件，佐證了這一觀點。486件青銅器中包含禮器和生活用器90余件，樂器32件。當時，作為小國的蔡國，介于相互爭霸的吳、楚兩大國之間，處境十分艱難。然而，蔡侯隨葬的青銅禮器仍十分豐盛，可見“禮崩樂壞”風氣之烈。
夏商周青銅禮器的品類、形制、紋飾乃至鑄造工藝由簡單到復雜、低級到高級，這是技術進步與禮制需求的真實表達，也是社會歷史進程的縮影。有專家認為，青銅器生產，作為復雜的生產活動本身會推動社會的復雜化，同時會加強社會群體之間的關聯性，進而推動了早期國家的形成。另一方面，早期中國通過青銅器這一重要的文化因素形成一種文化認同，進而達成早期文明走向的一致性。青銅器，江淮大地上這一筆燦爛的文化遺產，也是中華文化認同感與文化歸屬感的重要元素。(記者 晉文婧)